金融危機十周年之際，近在眼前的 2020 年已經成為一個危險的時點。
先有橋水基金創始人達利歐稱距離經濟擴張結束還有兩個年頭，後有摩根大通預計下一場危機將在兩年後爆發，屆時美股將下跌約 20%。如今，又有一位大佬與他們的想法不謀而合。
9 月 13 日周四，素有「末日博士」之稱的魯比尼（Nouriel Roubini）與諮詢公司 Rosa & Roubini Associates 聯合創始人 Brunello Rosa 在 Project-Syndicate（項目辛迪加）發布署名文章稱，2020 年，全球經濟將再次陷入衰退。
他們認為，儘管全球經濟正在經歷一段持續的同步增長，但隨著美國不可持續的財政政策逐漸退出歷史舞台，增長終將不可避免地失去動力。但與十年前不同的是，各國政府不再擁有政策工具去應對這場危機。
在「末日博士」眼中，美國仍有巨額財政赤字，歐洲經濟處於復甦通道，疊加中國推行寬鬆的財政和信貸政策，當前的全球經濟擴張很有可能會持續到明年。但到了 2020 年，金融危機的條件將會成熟，隨之而來的就是一場衰退。
文章指出，共有十個原因可以佐證這一觀點。
首先，目前，美國財政刺激政策推動美國經濟年增長率超過 2%，但這一政策不可持續。到了 2020 年，財政刺激將告一段落，適度的財政拖累將使美國 GDP 增速從 3% 跌至略低於 2% 的水平。
其次，由於刺激政策來得不是時候，美國經濟現處於過熱狀態，通膨也高於聯準會設定的目標。因此，聯準會將在 2020 年前將聯邦基金利率從目前 2% 的水平提升到至少 3.5%。如此一來，長短期利率和美元都將走強。
與此同時，全球其他主要經濟體的通膨也在不斷走高，油價上漲還帶來了額外的通膨壓力。這就意味著，其他主要央行將跟隨聯準會的腳步走向貨幣政策正常化，全球流動性隨之減少，利率上行壓力則有所增加。
第三，川普挑起的全球貿易爭端幾乎必將升級，致使各國增長放緩，通膨上升。
第四，美國的其他政策將繼續為經濟增加滯脹壓力，促使聯準會進一步升息。現在，美國政府限制對內 / 對外投資以及技術轉讓，供應鏈慘遭擾亂；美國人口老齡化之際，政府卻在限制維持經濟增長所需的移民。此外，美國還阻礙了在綠色經濟領域的投資，也沒有相應的基礎設施政策來解決供給側的瓶頸。
第五，世界其他地區的增長或將放緩，尤其是當各國認為可以針對美國貿易保護主義採取報復性措施的時候，更是如此。本已十分脆弱的新興市場將繼續感受到來自保護主義和聯準會收緊貨幣政策的雙重壓力。
第六，貨幣政策收緊疊加貿易摩擦陰雲，歐洲經濟增長也將放緩。義大利等國家的民粹主義政策還很有可能導致歐元區內債務的不可持續性。
作為一個並不完善的貨幣聯盟，歐元區的風險分擔能力不足。政府與持有公債的銀行之間的「厄運循環（Doom Loop）」仍未解決，從而放大了歐元區所存在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下一次全球經濟衰退很有可能促使義大利和其他國家一起退出歐元區。
「厄運循環」是指，公債走弱危及銀行，銀行開始拋售公債，從而導致債券進一步下跌，並將政府推向崩潰的邊緣。
第七，美股及全球股市均存在泡沫。美股本益比比歷史平均水平高出 50%，私募股權估值過高，公債殖利率低，還出現了負溢價，價格隨之走高。由於美國企業槓桿率已經達到歷史新高，高收益信貸也越來越貴。
此外，許多新興市場及部分發達經濟體槓桿率顯然過高，商業地產和房地產價格過於昂貴。全球市場陰雲密布，新興市場股市、大宗商品市場和固定收益市場的回調仍將持續，市場將在 2019 年前對風險資產進行重新定價。
第八，一旦市場開始回調，缺乏流動性和減價出售 / 調整不足的風險將變得更為嚴重。經紀交易商做市和倉儲作業活動減少，過度的高頻交易和算法交易將增加市場閃崩的可能性。固定收益市場的工具則越來越集中於開放式交易所交易基金（ETF）和專門化的信貸基金。
在風險規避（risk-off）的情況下，新興市場和擁有大量以美元計價周五的發達經濟體金融部門無法再充當最後貸款人向聯準會伸手要錢。隨著通膨走高和貨幣政策正常化進程的開啟，各國央行也無法再像金融危機後的幾年一樣為他們提供支撐了。
第九，美國第二季 GDP 增速達到 4%，但如此優秀的成績單也未能阻止川普炮轟聯準會。到了 2020 年美國大選時，美國經濟增長很有可能下滑至 1% 以下，失業的狀況也開始出現，川普對待聯準會態度很可能會更加糟糕。如果民主黨在 11 月的中期選舉中重奪眾議院，川普通過製造外交政策危機來喧賓奪主的可能性很高。
川普的最後一個目標將是伊朗。兩國之間的軍事衝突將引發一場地緣政治衝擊，滯漲隨之而來。這一次的衝擊與 1973 年、1979 年和 1990 年油價飆升的狀況不同，毋庸置疑將加劇屆時全球經濟的衰退程度。
最後，當這場金融風暴降臨，市場缺乏用以應對的政策工具。目前，財政刺激的空間已經受到公共債務高企的限制，推行更多非常規貨幣政策的可能性則被央行膨脹的資產負債表、削減政策利率空間不足這兩個因素所限制。與此同時，在那些民粹主義運動復興、政府瀕臨破產的國家，民眾也無法容忍金融部門出手救助。
尤其是在美國，立法者們限制了聯準會用以美元計價的債務向非銀行和外國金融機構提供流動性的能力。而在歐洲，民粹主義政黨的崛起令推行歐盟層面的改革更為困難，歐盟也更難建立起足以應對下一場危機及衰退所必須的機構體系。
魯比尼和 Rosa 總結稱，面對下一次衰退時，政策制定者必將束手無策。而這一次，各國總體債務甚至高於十年前金融危機期間的水平。因此，兩年後的危機及衰退很有可能比 2008 年時更嚴重、更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