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班打卡制，下班責任制，你累了嗎？過勞、高工時是台灣長年以來的勞動代名詞，年輕人常以鬼島戲稱。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蔡明璋研究員認為，若要更適切理解工時過長的議題，不要侷限在台灣自身的觀察，他的策略是將中國、韓國、台灣、日本一起納入做比較，探究東亞國家的勞動狀況。
愛拚才會贏，這或許是過去台灣社會普遍信服的觀念，為了賺錢沒日沒夜是家常便飯。然而，對於時下年輕人來說，工時長、薪水低、爆肝過勞沒假放，勞工被迫忍受各種低劣的勞動處境，恐怕更接近真實的心聲。年輕世代無從想像一個更好的未來，鬼島之名也因此不脛而走。
但，台灣真的是一座過勞的鬼島嗎？
蔡明璋和其他三國的研究員進行跨國合作，他們藉由 2008 年東亞社會調查（East Asian Social Survey）四國使用同一份問卷蒐集來的資料，以實證研究方式比較日本、韓國、台灣與中國的加班概況，並針對職業類型和僱傭地位（employment status）、契約身分等變項，進一步分析影響加班工時的關鍵因素。這一年正值全球財政危機，而中國經濟快速成長至此時已成為「世界工廠」，有其關鍵意義。
中、日、台、韓在地理上很接近，西方學者也時常以儒家文化圈一概而論。但蔡明璋認為，東亞四國的勞動型態極為不同，包括國家勞動政策、企業組織的形式，以及勞工與資本家的相對權力，這些因素都可能影響工時差異。
因此，研究團隊分別提出了三組研究假設，進行跨國比較。
首先是經典的剝削觀點，並區分出自我剝削與階級剝削兩個競爭假設。前者假定自僱者（self-employed）、為自己的家族工作者（working for family）較有可能加班；後者則是推定低薪的受雇者較可能加班。
第二，考量到後工業社會的發展，他們假定高階主管或是專業白領比較有可能加班。
第三，則是因應現代組織人力的彈性需求，推測臨時契約工比固定工作者（permanent workers）更有可能加班。
這三項假設，在東亞四國的調查中有哪些獲得印證？
首先，先來看看東亞四國的加班比例。攤開數據來看：日本每週平均工時最短只有 47.8 小時，台灣以 50.4 小時居次，南韓 53.1 小時，中國則是達到 55.3 小時，一週工時整整比日本多了快要一天。
若以每週 40 小時作為標準工時，東亞四國的加班比例都不低。即便是日本，也只有近 40％ 的上班族每週工時符合標準，台灣約為 35％，南韓和中國則低到只剩下 26% 左右，超時工作的情況顯然比其他兩國更為普遍。
進一步分析這些加班者的過勞程度，檢視每週工時超過 70 小時的勞工比例：南韓（12.5%）比中國（10.1%）來得更高，名列榜首。換句話說，真的加起班來，韓國人恐怕最爆肝！
理解各國的加班情況後，接下來研究者要探究的是：到底是誰在加班？依照原本的假設，可以從三種不同分類方式來討論。
第一個問題：用僱傭身分區分，究竟是雇主更賣命，還是員工較血汗？
統計顯示，比起受雇者，四個國家的雇主工作時間都更長。除了日本以外，其他三國的自僱者也比一般上班族更常超時工作。甚至，那些在自家公司工作的中國人，工時也比受僱員工還要長。
在東亞國家，當老闆、自己做生意的人，多半工時都很長，呈現出自我剝削的傾向，尤其在中國最明顯。
第二個假設是從職業類型作觀察。研究發現，已經邁入後工業社會的日本，專業白領比非技術性工人的工時更長。雖然台、韓並未呈現相同趨勢，專業白領的加班情況不顯著；但兩國高階經理人的工時都是加好加滿，尤其是韓國的主管最操勞！
相較其他三個國家，中國完全落在光譜的另一端。無論是高階主管、專業白領或資深技師，加班時數都比非技術性工人少。蔡明璋解釋，這並非意味中國的職場菁英都不用賣命工作，而是因為「中國低端工人用體力換工資的情況更嚴重。」
無止盡加班趕工是這些中國底層階級的日常，過長工時對健康與家庭必然造成很多負面影響。蔡明璋直言，雖然共產黨宣揚的理念之一即是「打倒階級專政」，但在國家資本主義的運作下，到頭來被剝削最嚴重的卻是這些底層階級的工人。
同時，對照日本與中國在勞動型態上形成強烈對比，恰恰反映出後工業社會與發展中國家的差異。日本的數據驗證了研究的第二組假設：
在勞動保護較為健全的現代化國家裡，專業白領的加班時數比非技術性勞工還要長。
至於第三組假設：契約勞工更常加班，在中國確實出現這個模式；意外的是，日、韓完全顛倒過來，固定工作者更常加班，即使超時的時數不是那麼高，但日韓顯然有特殊迥異的影響因素。
最後，回到一開始的疑問，台灣的勞動情況到底如何？
從資料上來看，6 成以上的工作者要加班，但約 7 成的人每週工時在 50 小時以下。雇主、自僱者工作時數都比受僱者長（雇主約多了 9 小時、自雇者約多了 8 小時）；從職業身分來看，除了高階經理人的工時相對多了快 4 小時，其他並無太大差異。蔡明璋總結，
台灣還是這樣，要增加你的收入，就需要增加很多工時。
綜觀各國數據，「以東亞四國做比較，台灣大概是在中間值，低階工人的工時情況不是最惡劣，白領專業人員過勞的企業文化，也不像日本那麼極端。」
看看中國、想想日本、問問韓國、反思台灣，比較研究的價值就在於從他者的視角，重新為自己找到定位。蔡明璋身兼中研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發展與人口研究」計畫召集人，希望藉此研究更了解東亞文化差異，他認為「社會學沒有透過比較，很難提出什麼特色。」這也是跨國比較困難但深具意義之處。
所以，台灣真的是過勞之島嗎？透過過往實證資料，或許仍有討論空間。但不可否認的是，過去在投資不足的情況下，台灣的經濟起飛，很大程度確實仰仗勞動力的長時間投入，以勞力剝削來換取整體經濟成果。
「從勞基法立法以來，台灣有進步，但我們相較於那些更發達的國家，工作時間還是很長。」蔡明璋說。
依照 2008 年的實證資料，對比於中國低技術工人的高工時、韓國瘋狂加班，台灣或許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但近 10 年來，我們可能又增加更多創業家、自雇者、非典型的派遣勞工，整體勞動條件也發生變化，東亞四國的勞動環境是否又有新面貌？仍值得後續研究者持續追蹤。
原文連結：中日台韓，誰是瘋狂加班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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