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現在就要出發到考古現場，你會帶上什麼？只見考古學家翻出三樣法寶：小平鏟、小水平儀、土色帖。正當你在納悶這些是什麼，考古學家突然蹦出一句：還要帶上一顆不怕日曬雨淋、上山下海、爬高鑽低的決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陳珮瑜，就是一位充滿行動力的考古學家，飛越大半個地球，前往南美洲秘魯進行考古工作。在這塊古老的大陸下，埋藏著什麼樣的古文明？特殊的自然環境與社會風俗如何影響人類生活？現在就跟著研之有物一起前進考古現場吧！
印第安那瓊斯趁著德軍不注意，偷偷垂降入地下墓室。他用刷子仔細除去覆蓋在石碑上的黃沙，拿出筆記解讀古埃及象形文字，慢慢拼湊出希伯來聖物法櫃的埋藏地點……
這是電影《法櫃奇兵》的著名場景，可能也是你我對考古的最初印象，但實際的考古發掘真的是這樣嗎？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陳珮瑜助研究員笑著說，用刷子就能進行考古發掘是很多人的刻板印象，但是大多數考古現場並沒有那麼單純，不同區域的環境特色會顯著影響考古學家使用的發掘方法。例如臺灣的地底常含有充沛的地下水，考古學家常要一邊抽水、一邊從泥濘的地底撈出文物，使用刷子的機會微乎其微。此外，為了研究不同時期的人類活動史，也常需向下挖掘數公尺深的探坑，有時幾乎是冒著生命危險在狹窄的空間中工作，找尋並拼湊古代人類生活的線索。
然而，當我們跟隨考古學家的腳步，來到太平洋另一端的秘魯海岸，場景切換成沙漠環境，這時候刷子還真的成為重要的考古工具。是什麼原因造就特殊的海岸沙漠環境？在安地斯山脈西麓這塊古老的大陸下，又埋藏著什麼樣的古文明，讓一名臺灣人想要跨越太平洋前來探究？
這一切都得從流經南美洲西岸的「秘魯涼流」說起。涼流導致海水溫度偏低，當冷空氣碰到溫暖的陸地後，空氣中的含水量上升，但濕氣無法凝結降雨，造就了秘魯沿岸的沙漠氣候。空氣中的水氣要等觸及安地斯高山後，才能重新凝結成雨，落下的雨水匯流成河，在往西流入太平洋的途中，沖積出由南而北獨立分布的河谷平原。
如果你是距今 5 千年前的安地斯先民，你會選擇住在乾燥的沿海地區，還是肥沃的河谷平原？答案完全顛覆眾人的想像！
考古學家針對秘魯多個河谷進行調查，發現在距今 5 千年前開始的安地斯先陶時代晚期（Late Preceramic Period；距今約 5,000 至 3,800 年前），主要的聚落皆分布在沿海地區，內陸河谷中的遺址數量相對稀少，顯示平原農耕不是當時首選的生業活動。那麼在沙漠環境中，人們又是靠什麼樣的生業策略取得食物？這跟秘魯涼流又有什麼關係呢？
原來，秘魯涼流雖然造成沿海乾燥的沙漠氣候，卻也為當地帶來豐富的海洋資源，至今仍是世界三大漁場之一，盛產鯷魚、沙丁魚等數量龐大且穩定的漁獲。
綜合當地特有的環境條件，以及秘魯中、北部海岸大型遺址的出土資料，考古學家 Moseley 於 1975 年發表了著名的「海洋假說」（Maritime Foundations of Andean Civilization，又稱 Maritime Hypothesis），主要概念是：先陶時代晚期的人群最常利用的自然資源就是穩定且產量可預期的魚類，這些豐富的海洋資源足以取代農業、支撐人口增長。隨著人口增加，充足的勞動力逐步發展成專業化分工的複雜社會，而大型公共建築的出現即是文明發展最直接的證據。
海洋假說顛覆了舊大陸考古論述中以農業為主流的思潮，也建構了秘魯安地斯地區文明發展的獨特軌跡，成為近 50 年來秘魯考古學家批判或對話論述的焦點之一。然而，無論是支持或檢討海洋假說，過往討論多著重在大型公共建築的研究。而陳珮瑜在著手秘魯研究之初就發覺：只關注公共建築的研究觀點，很難揭露史前人群的日常生活樣貌，也讓社會發展的圖像顯得單一。不同於其他人偏好在大型遺址進行研究，她鎖定此時期的小規模漁村聚落作為研究主體，企圖以考古發掘取得研究材料，探討史前社群的生業策略，一窺社會發展更多元的可能性。
這樣的研究視角是以史前的平民大眾為主體，構成一種「由下而上」的研究觀點：
考古學家可以藉由考古材料的累積，細緻地研究每個案例，拼湊出史前人群的生活線索。當累積的個案資料充足後，就能構成更清晰的社會發展趨勢，並逐步回應上層的理論問題。
就是這種「由下而上」的研究信念，讓秘魯北海岸 Virú 河谷內，規模較小的 Huaca Negra 遺址在首次發現的 70 多年後，重新進入研究者的視野。在這個面積約 110 x 190 平方公尺、高約 5 公尺的土丘範圍中，陳珮瑜帶領的團隊發掘了 6 個探坑，完整揭露不同時期的文化層。
透過觀察地層堆積，再整合碳十四分析校正定年的結果，團隊重建了當地長達 2 千年（距今 5,200 至 3,150 年前）的居住史，這當中的人類活動可以劃分成 4 個特色鮮明的階段，從早到晚分別是：非定居偶發人類活動、定居漁村聚落、聚落展開公共建築計畫、公共建築棄用與漁村生活的延續。
從距今 5,200 至 4,650 年前，最早有人類活動的底部地層觀察起，主要的堆積都是自然形成而顏色較淺的海沙，偶爾零星發現顏色較深的土層堆積，應是史前人群在此短暫活動、燒炭生火所留下的痕跡。此外，團隊還發現一處密集的貝類遺留區，但上層又是連續的海沙堆積，顯示這時期的人類偶爾來遺址範圍內活動，但還未在此定居。
到了距今 4,650 至 4,100 年的第二階段，開始出現連續且顏色較深的土層，伴隨著一件件文物持續且穩定出土，證明人類開始在此定居。另外，仔細淘篩土壤所取得的標本顯示：這時期的魚類遺存出土密度為 4 個階段中最高，代表捕魚是此時期重要的生業活動。
當遺址進入第三階段（距今 4,100 至 3,650 年前），居民生活似乎有了顯著的轉變。首先，以泥磚（adobe）興建的大型公共建築開始出現。考古團隊在其中一處泥磚牆下發現一具女性骨骸。從地層上可以看出，放入骨骸之後，人們在她身上放置一塊石頭，並有燒火的火煻痕跡，之後緊接著進行泥磚牆的建築作業。由此推測，骨骸放置與相關活動可能和施工前的儀式有關，這些特殊活動也讓學者更相信，此處發現的建築牆基是屬於公共建築，而非一般的家庭住屋。
另一個出乎意料之處在於生業活動的大轉變，地層中貝類遺留的出現頻率明顯高過魚骨！而且這些貝類多來自大約 1 公里外的海岸，顯示居民改以就近採集貝類作為主要的生業活動。
然而，專注在貝類資源利用有幾個缺點：首先，每回人力能採到的貝類數量有限，不如在漁場撒網捕魚有效率。此外，貝類離水死亡後容易腐壞，不像魚類能以曬乾、鹽漬、煙燻等方式保存。簡而言之，以採貝為主的生業活動較難穩定支撐聚落人口的飲食需求，那麼是什麼原因導致這樣的轉變呢？
小型聚落中「勞動力的重新分配」可能是改變生業策略的主因。
從目前的資料看來，Huaca Negra 聚落 2 千年來的魚類、貝類組成都相當穩定，代表整體環境的波動不大；聚落規模方面沒有明顯變化，也暗示整體人口並無顯著增加。在外部條件相似的情況下，考古學家就得回到聚落內部活動來推敲可能的原因。
在第三居住階段最關鍵的聚落活動就是大型公共建築的興建，由於從事大型建設等公共活動需要投入較多人力，可能會動用到原本捕魚的勞動力，在人力有限的情況下，誰來負責張羅食物？誰來負責公共事務？成為居民需解決的問題。陳珮瑜推論：「捕魚的收穫效益較高，但也需具備技術體力的漁夫，再搭配製作精良的漁船、漁網等工具才能執行。相對地，貝類採集活動雖然效率不高，但進入門檻也相對較低，生產力較低的老人、小孩都能協助進行，如此就能以即採即食的方式滿足基本飲食需求。」換而言之，「勞動力的重新分配」可能是改變生業策略的主因。
這樣的生業策略使得 Huaca Negra 能以小規模聚落的姿態滿足執行公共事務的需求，但也一定程度限制了聚落人口增長與規模擴張。遺址的最後一個居住階段是距今 3,650 至 3,150 年前，這時期出土的「陶器」和「棉紡織品」是重要的指標性文化內涵，代表從先陶時代進入秘魯考古學的下一階段：初始時期（Initial Period）。此時公共建築相關活動已逐漸停止，人們雖然繼續生活了一段時間，最終仍棄用了此地，之後遺址範圍內不再有人類穩定長居，只剩下地層中人群生活的些許痕跡，靜待數千年後考古學家的再度造訪。
Huaca Negra 遺址沒有持續且大量使用魚類資源，改以採貝為主的生業型態也沒有讓居住人口、聚落規模因此增長。本研究呈現了不同於海洋假說的另一種發展過程，也說明每個史前社會都有其多元發展的可能性。
Huaca Negra 遺址自 1940 年代末期首次發掘，當時學者認為此遺址見證了秘魯史前人群從先陶時代進入初始時期的轉變，但不認為這兩個時期的生業活動有顯著差別。相隔 70 多年後，遠從臺灣來的考古學家帶領團隊進行最新研究，不只重建了更完整的居住史，也揭露了社會運作在不同階段的重要轉變。
陳珮瑜對整個考古研究歷程有感而發：「如果用過去那種大的文化框架來看，可能看不出這 2 千年來有什麼變化，但當你很細緻的去看這些材料，其實當中的差別還是很明顯。」這也回應了她的「由下而上」研究觀點，讓個案訴說自己的故事。
陳珮瑜最初因學習西班牙文，因緣際會下前往秘魯參與考古工作。在南美洲這塊古老的大陸上，當地人通常知道住家附近有遺址或古墓群的存在，有些人甚至會沿用遺址的地基來蓋房子。遺址也有助市鎮凝聚歷史認同感、發展觀光與考古相關產業，幾乎每個市鎮都有考古博物館。「我第一次參加秘魯的考古工作，就獲得當地市政府頒發的獎牌，表彰我們發揚當地史前文化的貢獻，這對來自臺灣的考古學家來說，是很新鮮也很振奮的體驗！」陳珮瑜回憶道，「他們的考古跟人的生活連結很強烈，考古學家的工作也被社會所重視，你會對那個情境有種嚮往，讓我想去那邊做研究。」
如今，繞了地球一大圈又回到臺灣，陳珮瑜計畫將秘魯的研究收穫帶到臺灣繼續探索，進行跨文化的比較研究。她進一步說到：「比較研究並不是說安地斯的文化脈絡可以直接套用在臺灣的考古研究，關鍵在於兩地皆會面臨同樣的問題：不同區域的小規模社會在邁向複雜化的過程中，有哪些不同的發展方向？生業型態或其他經濟活動扮演的角色為何？這也是臺灣較少探究的問題。」
除了大的研究議題可以互通，臺灣與秘魯還有一個出人意料的共通點，那就是從海岸到山區的直線距離都很短，史前人群能在相對短的步行時間內接觸到各種生態區位與資源。對此，秘魯考古學研究已有很多系統性的討論，探究人群對不同生態區位的互補運用。這不禁讓陳珮瑜好奇，臺灣史前人類在不同生態區位可及性很高的條件下，有什麼特殊的資源使用邏輯？不同區位的交流互動對史前文化與社會發展產生什麼影響？或許都是下一步能探索的問題。
陳珮瑜的新研究預計從苗栗海岸地區的考古調查展開，試圖聚焦在聚落與環境的關係、可能的生業活動討論。以前輩考古學家的研究為起步基礎，如同考古學家在秘魯 Virú 河谷的實地踏查，一步一腳印，調查遺址現況、確認有無新的遺址發現，並尋找適合的遺址進行研究性質的發掘。在由下而上的材料累積下，埋藏在臺灣地底的史前遺址正準備訴說屬於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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