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周一 (14 日) 揭曉，由 3 名美國經濟學家 Daron Acemoglu、Simon Johnson 和 James A. Robinson 共同獲獎，主要表彰他們在關於制度如何形成並影響經濟繁榮研究領域的突出貢獻，專家更認為他們的獲獎有著重大隱喻。
根據諾貝爾獎官網介紹，今年獲獎的三名經濟學家的研究，證明了社會制度對一個國家繁榮的重要性。諾貝爾經濟學獎委員會主席 Jakob Svensson 說：「縮小不同國家之間巨大的收入差距是我們這個時代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獲獎者證明社會制度對實現這一目標的重要性。」
中國知名財經作家吳曉波今 (15) 日撰文表示，Acemoglu 和他的合作者 Robinson 的觀點是明確的，也就是國家成敗主要由其政治和經濟制度的性質決定，而非地理、文化或氣候等因素。
對於「新教倫理導致國家富強」這一廣為人知的文化決定論，Acemoglu 就用中國發展進行反駁。同樣地，地理決定論也難以成立，世界上許多緯度相近的地區，其發展水平也差異懸殊。
在 Acemoglu 和 Robinson 看來，制度才是決定國家成敗的關鍵，具體而言就是國家在經濟和政治兩個層面上，到底是攫取型制度，還是包容型制度，前者在經濟上主要以壟斷、特許、市場規制等手段掠奪生產者資源。相對而言，包容型制度則重視大多數人的參與，無論是在政治還是經濟上。
一直以來，Acemoglu 使用「包容—攫取」的二元制度及其動態轉變討論了瑪雅文明的興衰、羅馬共和國到帝國的演變、威尼斯的由盛轉衰。這套理論便可系統地解釋國家興衰與貧富的成因，因為這些理論都散落在 Acemoglu 的大量論文中，他系統性地整理這些思想，跟 Robinson 合作還無意中出了一本暢銷書《國家為什麼會失敗》。
吳曉波還指出，當物理獎和化學獎接連頒發給與 AI 相關的研究時，有人曾猜測今年經濟學獎會不會也授予將機器學習引入計量經濟學的先鋒人物如蘇珊 · 艾西和維克托 · 切爾諾祖科夫，即便頒獎詞中未直接提到 AI，但三位獲獎者研究與當今 AI 廣泛應用現狀有著深刻關聯和啟示。AI 也是制度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Acemoglu 在論文中體現的主要觀點為，技術進步並不一定帶來普遍的繁榮，以工業革命為例，雖然生產力顯著提升，但工人待遇未隨之改善，反而工作條件惡化。直到工會興起和政策改革後，工人的生活才逐步改善。
換言之，技術進步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未必是一個更加光明的未來，關鍵還在制度。
在 Acemoglu 和 Johnson 合著、去年才出版的《權力與進步》一書中，Acemoglu 呼籲在設計新技術時應關注「機器的有用性」，即技術應旨在增強人類能力，而非取代人類。
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與往屆相比，具有更為深刻的現實意義。Acemoglu 等人獲獎可謂實至名歸。他們的研究不僅揭示了制度對國家興衰的重要影響，也為應對當今技術變革提供寶貴啟示。
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評委會以此獎項提醒人們，技術變革無法自動帶來繁榮，唯有健全的制度和良好的治理，才能讓社會向著更加公平和可持續的方向發展。